最早在折家坪附近设宽州，以后在丹头设丹州。元朝以前，有了安定堡。洪水把丹州摧淹，元朝把安定堡改设安定县，县衙前有元大德年（1297年）槐树一株。所存民刑诉讼判决案卷，最早为元至元年间（1264 年）。山岭“宝塔”为唐宋建筑，城外北郊“石宫寺”之万佛洞，石窟中有千万个小石佛，随石窟之壁刻成，为隋唐时代所凿雕。县署所存之全县人民纳粮（交田赋）的“地丁名册”，明朝者不全，清初的完全整齐周全。
从明清两朝五六百年，全县人口为二里九甲，不到三万以上。同治年回乱之后，全县田赋一年才收九百两银子。陕北各县多在三千、五千、万两以上，安塞、保安、安定、中部等七八县是人口最稀少、钱粮最少之县。关中，据传好县一年一县要交数万、十数万两。汉中，据传富足之县，年纳二三十万两至四五十万两。因此，坐知县官，不用贪赃卖法，光在田赋
足收（一两收一两一钱，便有二三千两之正当、合法、公开、还落个清廉的外收入），就可坐而致富。一里是一万二千五百人，至于一里是四川或五川，十甲或百甲，知者不轻易告人，致未弄明。
庚子之前，官绅众论，称为“有地无民”之县。地主之间，也以“空纳粮”（只向县衙出田赋，而土地无收益）向官绅诉苦。庚子后，因旱灾及战后处罚义和团人员，山西的饥民和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的义和团散众溃卒，移来流浪，落户，垦荒。
清末至 1920 年，全县荒山荒地约占耕地少半，还行报荒办法，把无主荒山向县衙花点贿赂，向“粮名册”一办登记，数十、数百、一二千垧土地山川全归所有，每年只缴纳三五两银子的钱粮（田赋）。当时，年纳一钱银者，有地约一百多垧。不过，商人一两银在街市才五六百文或七八百文铜钱。而向县衙交田赋，一两银子即须农民缴纳一千五六百文或二千多文铜钱，另外还要给管收纳人员送点鸦片烟或钱才行。否则，收了钱不记账，农民还要出，差役催收还要出鞋脚钱，管饭，供大烟。农民，皆托甲长（不只十家之甲长，为收代缴田赋，一甲数十里方圆，千户人家）或里正代交，甲长、里长为纯尽义务职，每年春秋催问。据传纳粮户有七八十年、三四代还轮不到一次。因而，人多不愿贪污，且认为是代人做好事，如修桥补路一样的“善事”。
1916 年后，世局日乱，兵匪为祸，税捐繁兴，全县改由十三个“保董”专为县署征收田赋，称为绅士。初为义务职，由富裕中农、富农、小地主等上升户担任，渐演至征收田赋之外，兼管苛捐杂税之摊派和收缴。或任一年，或任半年。多由城绅和县长议定、指定。故任者多不愿为、不乐为，一嫌惹人，二嫌误自己的家务耕作，三嫌白效力，没工资，出力不讨好，
四嫌差役委员之骚扰。因此，民初，乡绅皆非自愿，出于套弄或胁迫，有的是城绅欲谋其土地，或有宿怨私仇者，故向县长荐任，借刀杀人谋产陷阱者。以故，洁身自好者，皆力辞不为，万一被套住，搞一搞，完成一次，半年或县长走，绅士换，亦辞退。
1918 年前后，县长、城绅，允许保董一年从尾数、附加，支用百八十元，作为生活弥补，还不是公开、合法的薪金。就这样，反贪污斗争还有，保董屡被控告，撤职，法办，很难任过三年者。其最大贪污，年才不过三二百元。五百元以上，千元以上者即处以二年至三五年有期徒刑了。
1921 年后，保董（区长）才许月支六七元薪金，（比兵饷或一样或不及，比小学教员多，比年工能顶三二人的工资，比民团团丁能顶一个半的月入），作为正式、公开、合法开支。无办公地址，其家即办公处。月入十元以上，即可按贪污揭发控告。此时，保董皆在烟款附加、捐款附加中打主意，县派一千，他向人民派千一二百。厉害的家伙，是把收到的公款，在未交之前，一月以五分、八分、一毛的高利暗贷出去，向上拖延一月、二月，从中渔利一批月息。至于尾数，在官绅易人，上边不知、下边无人过问之隙，从中中饱。至于挪用收下未交之款买鸦片、投机，那就不算贪污舞弊了。个别能者，只是假公济私，弄半年一年，赶快辞职，即落好名，又能发点小洋财，投入生产，没人能知其如何自私自肥。
1930 年，王干侯任县长，改革县政，始撤销十三区、十三保董，划全县为五大区，后改六大区，行区长制。区长尚未明定年薪，大致在百元左右者，不以贪污或犯罪犯法论。以后定为月十元，一年一百二十元，公开合法。好人，还是不愿干，嫌惹人民怨恨，嫌官吏、城绅、委员、差役麻烦也。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 年）至 1923 年的 23 年间，在安定来说，还是一年比一年繁荣的时代 ：饥民难民，把全县的荒山荒地逐渐开垦，人烟稠密，农民一出门遇七八只狼、十多只狼的事，一年比一年少了，农家室内黄昏羼入狼，狼在午间伤人的事也少了。烟赌盛行，小商业、小食品业兴旺，穷人容易谋生，市街繁华起来，集镇兴盛起来。二十来年风调雨顺，丰收
之后，粮食不贵，存粮人多（中农，至少一年也存三五石粮食），水草丰茂，牛羊牲畜旺盛，粮贱粮多，制糖、酿酒、造粉业发达，肥猪糟牛，北供榆林，东供汾阳，23 县只有瓦窑堡、安边，特别突出的特殊繁荣。辛亥革命后，因为反对羊圈捐，北区李银川、崇儿川（今重耳川——编者）（遇天山往北，玉家湾、贺家湾、南沟岔等数十村）农民自发抵抗，赶掉知县，弄瞎绅士的双眼。是陕北 23 县闹事最早最凶的县份。陕西省西安放官赴任，上官诫别“小心刁民闹事”，官场中以坐安定知县为难事。1932 年起，西安官场又以赴安定坐县长为“赴险”。但，全陕北 23 县和全陕西百多县，全西北三百多县，从 1916 年至 1923 年间，八年内，唯安定、瓦窑堡为战乱最多、兵匪之灾频繁、无一年安定之县区 ：
916 年正月元宵节，郭坚部之高豁子夜袭瓦窑堡，驻军军营被用火攻，烧死多半，烧伤一部，余逃散。十六日上午高部攻城，占领，抢劫街市。居民因闻枪声逃避，中流弹而死者四人，当民团、警察而死者二人。五千年弓矢、刀矛，第一次被“快枪”代替。虽然驻军也有“快枪”，因和平时期，只操练，不打靶，不射击。洋枪虽在国内已数十年，在西北已二十年左右，在瓦窑堡已四五年，但，人民，尚无一人听到过“来复枪”的声响，也未见到过“洋枪”打伤、打死的人。城市中人，只看到军队背着洋枪上操。听人传说，“洋枪”比弓箭刀矛厉害，摆下七桶水，“枪子”穿过去还可以打死人，但，皆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，言者口焦舌敝，听者半信半疑；若有转述传说者，人们要问 ：“你见来？”“你试过？”“听谁说的？”“胡扯！”“黄嚼黑道，不知哪里来的妖道！”而，经过这次战争，有的受惊逃奔，跌伤跌死 ；有的妇女被奸污，被传为笑话 ；有的被军队捉去抬尸首，抬火烧伤的残废；有的眼见“土匪”（高部）逞凶，有的耳闻“土匪”喊杀，喊“有仇报仇，有冤报怨”；有的要掩埋流弹死者，孤儿寡妇号哭身历。这次死人不多（老百姓），战争时日不久，半夜半日，但，给人的印象最深。“正月十五”成了安定全县老幼男女的口头禅。个别地痞流氓，得匪赠与，或乘乱窃到银钱（商号商人的），或因账约被焚，免了烟赌大债，人称“发
了洋财”。债主骂欠债户拖债不还时说：“不给钱，想等正月十五，发洋财！”开玩笑的人互相玩笑“谁要您正月十五不会发洋财？！”或者“你也想再有个正月十五发洋财！”
事后，抓回好几批，杀在城外，杀人如切瓜。杀人有成百成千人去看。刚能记事，刚能懂事的，非常奇怪，杀猪羊为吃，杀人为什么？1917 年，却又来个二月初，小王进占瓦窑堡，全城市民几乎逃光，幸未打仗，也未伤人。有钱人家，全家往山西逃避，认为不可安居，世事乱了，人心坏了，说不定哪年哪月会抢人，杀人，打仗。财主温、阎、吴家，全家老幼到山西柳林碛口去住，那里是太平地方，无匪、无灾、无战。穷人们三个一群，五人一伙，下午互相乱扯乱谈。他说“七米厘”，你谈“套筒枪”；张说“曹老九”，李说“杨九娃”；王说“卢占魁”，刘说“郭金榜”……
1918 年，却又是八月二十六日拂晓，李清兰进攻瓦窑堡，高双城几乎被活捉，赤身露体从史家店逃奔野外。枪声如炒豆，流弹如雨，双方死亡街巷十余人，激战一日。下午，街上已有人。第二日，街市之人，宛如无事无非，似乎昨日之战，如梦，如无，人人各干各的。可是，从此，“正月十五”有了伙伴，人们一开口是把“八月二十六日”和“正月十五”并提并论，决不单调单谈的。乡下，土匪绑票又成时髦，乡财主（地主、小地主、富农）子弟或其家中主事人，被拉去勒赎，赎票，撕票，送礼，送鞋袜，谁被拉去，谁被赎回，谁被撕票，谁家拉走人之后家败人亡了……又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。捉回的“土匪”，少则七八人，多则十多，二十多；对待土匪，不是刀杀了，而是“枪毙”。因而人们又流行说“吃洋落花生”或“吃卫生丸”，那是“枪决”“枪毙”的代名词。
田维勤的全营驻瓦窑堡，军风纪很好，各阶层人皆赞许。一次，田出外，士兵为饷遇拟兵变，其女人知觉，不待田回，召军需人员，发饷止变，人称其能。一次，发了军饷，本地著名能巧银匠齐润娃，作假银锞，流入田手，田数夜侦查，将齐正法 ；齐之二子，弃银匠不当，到井岳秀部下去当兵，谋为父报仇。后田率部到河南兵败，无下文。齐氏二弟兄，亦无所
成，无下落和结果。
由于刀杀、枪决尸首无人掩埋，抛弃旷野，致狼又多起来，瘟疫也盛行流行起来。一位河南卖书笔小贩，夜腹泻，到河边去洗污衣，被狼吃了，尸臭三五里。瘟疫死人，顷刻即是。有说刚见某家装棺材埋某人，人不信之，皆言才在这里和大家谈论吃饼子。话尚未毕，又一人说某人买好一个西瓜，瓜抱怀中，尚未切开，抱瓜之人却死下了。家家户户，男女老幼，额上“火罐踪”，背上腹上大大小小火罐踪一个连一个，大的下压小的，星罗棋布，面黄肌瘦，言不成声，弯腰背弓，“东亚病夫”，名副其实。
1919 年农历十月、十一月，河水结冰，又告匪警，全城居民，东逃西奔，冰未结实，踏冰抢渡，妇女小孩，颇受凉累。
匪灾虽多，雨水充足，天年丰收，旱地平川亩产千斤以上，有一垧半收谷十一石者。梨有十二两、一斤一颗者，最大有一斤四两（20 两）者。山药蛋有半斤、十二两、一斤一颗者。南瓜有十五斤、二三十斤一个者。西瓜有三四十斤一个者。一位青年全劳，只担两个瓜。谷穗有二尺、二尺半长的。秋白萝卜有二尺多长的。秋天白菜一株有三五斤、七八斤，最重
十五斤重者。
洪水也多，最大的洪水，把瓦窑堡城墙的东门（铁甲）冲去，水比城墙仅低一尺多二尺，几乎灌入城内。河柴、大块石，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，许多良田、田禾被冲毁。洪水过后的河水也非常深，以致淹死人、驴之事屡有出现。河水渡口，均有标识。另一方面，也有些穷人，捞到河柴、石头、牛羊、瓜果、木料，度过穷困。也有很多人学会游泳，抢救人畜、木
料，或潜入水中捞出淹死之人畜及淹淤了的物品。善游泳者，不止履险如夷，且可救人于惊涛骇浪之中，或十、百尺深渊之底，宛如探囊取物，毫不费力，神色泰然。
1920 年，驻军因欠饷索饷而哗变，打死官长去当土匪，对市民毫不伤动。
1921 年，兵变由排长、什长等下级军官带领士兵，绑起连长，夜间鸣枪数响，把军饷军械带上，拉上所绑官长而走，也对市民、绅商毫不侵犯。老年人谈论：“世事越来越怪，文明，文明，文明到当土匪也文明起来；先绑财主，后绑官；先抢商号继要饷，再过几年大改良，再过几年大改样。”
冬，地震，山岳动摇，高山上的庙宇窑洞坍塌，平地的房屋也裂，戏台上唱戏的抱住台柱不唱，看戏的人被震倒睡下一地。邪说横流，异端纷起，百口百说，莫衷一是。
1922 年的农历闰五月初五，夜间，驻文昌庙的一排驻军，半夜，鸣
枪数响，表示兵变，立即走了，既未入市，又未入城，全排连官带兵，整整齐齐而走。枪响之后，居民、市民或逃入山沟躲藏，或逃附近农村。
1922 年六月，距瓦窑堡十里附近，捕回土匪数人。总之，八年间，没有一年没战争或兵变。老百姓则成惊弓之鸟，一有
枪响，人皆逃奔。演化至男女小孩结队游戏，互列阵营，互相作战、讲和、援助，街巷被据，石子乱飞，行人被伤。警察局劝告家长管教，有的孩子头破血流。
辛亥革命之民国元年起，至 1923 年 12 年间，瓦窑堡，步兵、骑兵，住过七八种番号，至少一连，多至一旅。来时为连，走时为营、团、旅。乡间小土匪闹，城市，大土匪，大兵灾，加上苛捐杂税，修城墙，修寨子，给军官建碑坊，给县官、委员出供应，给军队供差役、粮草、蔬菜、用费、器具……负担、劳役，加上绳拴、棒打、吊拷、禁闭、勒索。战灾，兵灾，匪灾，官灾，瘟疫，加上烟赌盛行，烟鬼赌棍在倾家荡产后，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斗殴，悬梁，服毒，跳崖，寻死觅活，不是死男就是死女，不是死老就是死少，不是死人就是跌伤、疯狂、毒昏……还有债欠之间，打架，打官事，拉牲畜，挡牛羊，要田地，抵房屋，遭人命，起诉讼，纷纷乱乱。老年人中的封建迷信分子们说 ：“世事越来越瞎，有前清，必有后清 前汉后汉，民国民国，不如前清。世乱纷纭，谁想怎就怎。昨日土匪，今日收编，明日成官，老百姓还得顶戴！”中立人士们说 ：“乱了，乱了，还要乱，乱极，人才思治！”
1924 年是小旱灾，陕北，安定，自庚子后（辛丑不平等条约，八国联军入北京之役），凭烟赌兴起的繁盛，又开始衰替。本来，自 1916 年战争起，物价、金融，开始波动 ：铜元渐多。有当二十的。开始使用银洋。前此，纯用银锭、银锞、银块。而且一两银子从六、七百文铜钱涨到八、九百、一千多。银元一枚作五、六百文铜钱，涨到七、八百、一千多。一
枚银币只作六钱银子，涨到七钱、七钱二、七钱五。一斗小米从二三百个铜钱涨到六七百文。一匹布（一尺三寸宽，五丈五尺长）五、六百文涨到千多文，甚至涨到一尺七、八十文。一个饼子从两文涨到十文。虽然，各种用品涨价，七八年间是慢慢涨，缺时涨，多时回跌。人多，荒地开垦多，日用品涨，农产品涨，差价虽然悬殊，天年丰收，战乱，疾疫，人还觉得勉强可以度日。到安定、瓦窑堡来的饥民、难民，不只没有饿死一人，而且个个家家都过好了，有的还发财回籍去了。但，从 1924 年旱灾出现，物价腾贵，金融大波动：放债的月息从二分变成至少三分，甚至五分。当铺，由二分改三分。小押，由三分改五分。多年的低利借贷，互通有无，变成了高利贷，催命鬼。银币一枚，二千文。饼子，一个二十文，只四、五两重，不及过去两文的半个大。过去，一个中常饭量人，一文豆腐，二文或四文饼子，一顿管饱。此时，三、五文的东西须出八十或百文上下。
兵饷，最初一人一月一两银子。民初，二三两。1916 年至 1920 年为三、五两。1921 年起每人每月六元，克扣之后按四、五元发。
工资，民初，年工，一年最高十千文。1916 年后最高二十千文，1921 年后最高四十千文。1924 年后，最高二三十元，每月才二元左右。大商店的最高工资年七八十元，已是贵族工人了，二掌柜。秋收后，虽又回跌，跌的没有涨的多。以后只有涨没有跌。1929 年大旱灾，涨得更没有样子了。
全县居民，老户不太多。县城，以史、王、孙、贾数姓为多。乡间，李、张、王、强、赵、井、石、郝、杨、刘、马、冯、白、惠、曹、吴、秦、阎、栾、南、谢、郑、齐诸姓多。清初及光绪初年旱灾后，由山西移来之人，约占五分之一。瓦窑堡及近郊又有肤施插花地，阎、吴、秦、冯四姓多为肤施之民与地。东部，杨家园（今杨家园则）往东，虽安定人，口音已带清涧语音。北区，口音独特，哪里也不像，叫“驴”为“鱼”。南区，近延川者为延川音，近延安者为延安音。只有西区，城区，瓦窑堡及近郊为纯安定口音。言语、风俗既不与绥米同，也不与三边、延安、延川同，更与清涧大异。除烟鬼赌棍外，居民勤劳，俭朴，淳厚，忠直，勇敢。拔贡、秀才，和农民一样担水、担炭、种地、捡粪，这是 22 县，甚至全国没有或
不多的。待客宽厚，甚于各地，家中穷的吃不上，待客总要弄些好酒、好肉，好面、好饭，好接好待，使客人满意，欢乐而来，欢乐而走。重然诺，守信用，恶欺诈，尚诚实、爱交友。
民初之前后，穷人虽有，但多烟、赌破产者，原皆地主子弟。只有外来户，才贫无立锥。对穷人，也不苛刻。本地穷人，只要戒烟戒赌，不卖光住宅，数年即可自足生存，甚至又好过起来。外来穷人，只要不病死，不盗窃，不遭天灾人祸，三、五年，也可翻身。因荒山多，租率低，只要不烟不赌，只负担二八租子，遇荒地多、田赋重、人口少的地主，他为收租以交田赋，太重，没人种，他还得“空纳粮”，所以，按当时个别情况论，佃户很易发财（官厅不收苛捐杂税，可以借住、借用工具、用畜），甚至还可以捉弄这种个别土财主（他要防匪、防盗、防绑票，不得不借重他人人力以自卫）。1921 年以后就不同了，驻军多了，地主富农负担重了，物价、金融、高利贷甚了，佃户的租率也高了，夺佃，增租，三七，四六，对半，租窑，租工具，租牲畜，借籽种，借口粮，皆须还本还利。过去如邻如友，可以互通有无，互相利用（如牲畜只要拉去用，给牲畜喂草料即行。地主只算闲喂不如佃户拉去用，可以自己省些草料）。此时，算盘打得更细，剥削随之，光省草料不行，还要牲畜身上得利了。绥米一带之剥削方式，剥削利率、租率，也由佳、吴、绥、米南移之户带来。移民多了，争种争租，致教训了地主。1921 年后，人愈稠，荒地愈少，剥削愈重，剥削的门径也愈多。
由于土地产量低，山地多，有地百垧，才自耕农。依地租过活，非有数百垧千垧者不可。因此，很多中小地主也参加耕种。多为自种、雇工种、招佃户三种混合经营方式。安定，全依地租、不耕不种者，全县只有县城住的几位土豪劣绅兼地主者。乡间，即使拥地千垧之大地主，亦皆自种、雇种、佃种。不过，种的好地，牲畜好，强，工具好，受的早晨苦（一早
劳动，午后不上山，不背），半日活，轻劳动。有的地主耕作比雇工还厉害。有权不到地去一二日，家中作轻活休息，装忙，他比雇工还忙。这是安定地主除剥削与他处地主相同外，在生活、劳动方面与他处地主不相同者。
全县，东西约二百三、四十华里长，南北约二百四、五十华里宽，为四万至五万平方华里。
清末的文官，最大的文官为史宜右，工颜体字，为清末全国四大名写家之一，给光绪皇帝当过讲师，史唯然之曾祖辈，民初始殁，为京官中之七品，有权直接给皇帝上奏折奏事，可出入皇宫（侍讲，侍读），绥德扶风寨之“马氏祠堂”为他手迹。武官出过“四品带刀侍卫”，史姓，比文官早些，是保护皇帝的武官，等于中将级之警卫副官，在同治及光绪初年，后代堕落衰败，民初全凭卖土地房屋过日子。其余则拔贡、贡生、监生、廪生、秀才还不少。宣统年的拔贡最多，可能因有史姓这样文武官之故。县内好多秀才、贡生，个别拔贡，出钱买的，因而，有不识字之“忙秀才”，民间嘲笑之。
同治年，平回乱之湘军中有龙仁荄，修瓦窑堡城墙，名龙公城。将许多土地交给书院，在瓦窑堡修一“正谊书院”，安定县城修一“文屏书院”，又给些银两作为书院基金，存商号生息，供书院开支。同治后之安定文人多出于这两个书院。民初，两个县立初高两级学校，还是这两个书院之地址、土地、经费。直至土地革命把土地分了，把债抗倒了，才止。1927 年后，县教育局才一年给补助一部分经费。正谊书院有孔子庙，龙公之牌位陪之，无七十二贤。每年春秋开学，全校师生须先祭孔祭龙。此礼，也在土地革命始止。其嫡系后代回湘去了，留一二家在瓦窑堡，衰落，学校年救济之。土地革命也给其穷后代分给窑洞、土地，人口不旺。
县政，县长是傀儡，完全把握于三老绅之手。三老绅，孙子鸿把持财政，王伯扬、李耀辉把持教育。清末贡生。孙为全县最大地主高利贷者，明朝至今之老地主。王为地主之穷者，土地、财产均不多，烟鬼，人能干，文笔才华好，耿直，还照护穷人利益，也不贪污，县长、劣绅利用他作地主阶级的谋士、策士，也厉害，料事多中，所以统治阶级不舍他。1935
年，遣子投降红军，为赤卫军误杀。瓦窑堡解放，因年老，瘾深，多年民怨，镇压了。李为清末民初之暴发户，到过西安、北京，人极糊涂，左右摇摆，投机。小有产，比王富有，比孙差得多。子女多，会巴结官吏，故孙亦不放他。后任陕北地方银行安定分行经理。瓦窑堡解放，镇压了。他是三老绅中之出外办外交的。各方皆有人埋怨他，他是各方面的出气筒。孙在 1934 年为安定游击队拉豪绅捉住肃反了。这三老绅从清末至 1934 年，把持县政三、四十年，不只农民恨、乡绅怕，连坐县长也对之不痛快。王干侯任安定县长，公开给地方人说 ：“安定五霸猖狂，子鸿加伯扬，东黄天锡，重光（李之字）宋永昌。”只有驻军不怕三老绅和五霸。
另有史贾两人。史管田赋，烟鬼，深居简出，多分肥，不直接到老百姓，偶有诉讼求之者，他抓住大头，敲他点。因此，暗中有人反对，公开无人反对。他通过子侄，散布县官及绅士黑幕之内幕，所以，我们革命的人，虽划他在劣绅之类，觉他还有泄露黑幕之作用，也不之怪，不之咎，病死。贾为宋江、张文远一流人，清末民初在人民诉讼方面弄钱，早死，人不之咎。子弟多，多数好，改业，有三、四人教书，故人也不之较。土地革命，杀其一子。他的孙子有革命的，已成干部。儿子有三个参加过革命，离叛，一死，一劳改，一在关中经商。这两家对县政起不了把持作用，故人多不注意。三老绅虽封建的要死，顽固，守旧，不进步，但皆未如叛徒或 1930 年后之国民党员那样反共，三人中可能李入过国民党。这些人，客观上的反动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命运，其主观上的个人反共反革命罪恶，比之叛徒和“剿共司令”“铲共司令”，那是连一件反共血债也没的人。这些人若生长在大城市，不一定死得早。二三十个县长，只有一个对他们不满意，其善于奉迎、投机，23 县，这种绅士也不多。三位土劣，把持县政三十多年，没有土皇帝威风，一县之官与民，很少人能斗过他们。土地革命革掉了他们的命。
辛亥革命后，从西安回来几位剪了辫子的秀才，老百姓笑 “二毛子” “假洋鬼子”，又把剪下的辫子，假装盘在头上。1918 年，基督教小学、县立高小校的 20 岁上下留辫子学生，在剪时，还发生许多问题。
民初，有位郭海宽，告县长，被县长按哥老会造反，杀掉。
到西安住第一师范的一人，叫栾思荣 ；第一中学的二人，贾尚策、贾良策 ；到杭州住蚕桑学校的二人，孙礼亭、高子清；到太原住法政专门的三人，温子明、贺家瑞、杨彩霞 ；到榆林住中学的营尔斌、郭光青、贾子明、史唯然、井助善、井宪章、郭清廷、井相敦，后期的杨国栋、焦维炽，住单师的贺延年。这些人，早的赶 1920 年已返回，有的只住半年、一年
即不住了。为后来高小校之教员及县教局人员。学军事住武学校的，只有谢子长一人，住太原讲武堂（有的叫军校，有的
叫学兵团）
老一代中，有不识字的秀才（买下的），有自学下的怪才人 ：杨汉卿，字写得比拔贡的还好，所有碑、匾、柳赵、隶、篆皆佳，医、相、星、卜、阴阳、呈状皆行，会刻，会画，会做纸货，人很笨拙，做出的，写出的，画出的，治病，做生意，谁也赶不上。原来家贫，自学，多才多艺本身挣下的家当。人极圆滑，什么人也能往来。任广盛烈士， 听别人念书，自己学口歌，能将全部四书大小注和本文背下来。惠生财，写得比秀才还好，自学而得。惠泽仁烈士之父。樊学礼，卖凉粉手不释卷，逢人便问，能把全部四书讲下来，毫无错误，不亚于经师。他的自学，人谓其“识字”为“拾字”，言其见人即问而拾得也。用这种精神学马列主义的人不太多。这些人原皆文盲，贫苦，后皆因自学而名。
1924 年以前，全安定，三万多人，既不知马克思，更不知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。连民国的总统，还是看过《民国演义》的，才知道有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徐世昌、冯国璋、曹锟，对孙中山的首任总统还以为是混了一混，
椅子也没坐稳，过渡人物，到后来经国民党吹，才知道有“国父”之称。
先生、课本，并不讲这些人是干什么的。妇女，农村的主要是碾磨、针线茶饭，能利用午间去压瓜条，摘豆角，寻野菜，捡地软，采桑喂蚕，会纺会织，就是了不起的能干主妇了，其家必兴。城市的，以针线茶饭为主，有的连碾磨活不会，连毛驴不会骑，不会上下。老贫无靠者，做豆腐，卖煎饼，卖稠酒，卖杂面。少数给估衣铺、
裁缝铺帮做零活。
小娃娃，七岁起，乡下从放牛放羊干起，担水，砍柴，喂牲口；城市，捡石炭，捡焦炭，当学徒做起，不能吃闲饭。供书的，上学，贫家，半工半读。女孩子，七岁起学针线，洗锅碗，打扫室内院外，学纺线，搓麻绳，合线，也学过日子。谚语谓“女娃上十二，要抵娘一半。”家庭琐事，生活饮食、衣服都已会干 ；有的十三、四不出嫁，完全担当一家生活。女子，根本没有任何权力，只有待字家中，出嫁了事。到出嫁之后，即所谓“嫁出的女儿，泼出的水”，再不过问了。到死后葬埋，娘家最后出面一次，好行好结束，不好，也行一结束。婚嫁用品，尚双，尚红。丧礼，三年，年年不同。婚丧礼颇隆重。
原来婚嫁，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问聘纳采，但卖女过日子的人，还是不多，除非穷至无地可卖、无物可卖，才把女儿的聘金当钱过日子。就这样，清末一个女孩子的聘金才八千文，十二千文，二十千文，二十四千文，或者八两、十两、二十两银子，最多一个元宝（五十两）。出一个宝的，不论男家女家，即声闻乡里，人颇震惊。民国年，战争、兵匪之灾，苛捐杂税多，安定、瓦窑堡，有些人风行卖女儿给军官，从排长至连、营、团、旅长，也有给委员、县长卖的，后来演至给什长、马夫也卖，一个女儿从一百元至三百元，以至有官太太、旅团营连及马夫太太，老太爷亦如之。风声所播，陕北人欺负安定人都说 ：“安定家，瓦窑堡家，全凭太太、老太爷的力量吃饭哩！”井岳秀本就蹂躏榆林妇女不少，其部下则蹂躏安定妇女不少。买去之后，有毒死者，有打死者，有贩卖者。有些人，确实也凭女儿减免了苛捐杂税，养老育幼。有些还庇护邻里亲友减免负担。有些仗上女婿军官之势，横行乡里，成为恶霸，无人敢惹。也有仗势行凶霸道被人民责骂处罚者。
清末，温姓，山西人，富商，为入安定籍，贿买官绅之外，收买当时全县上学的学子。出了一个拔贡，坐了四川县官，贪污，名声不好，穷得也快，本地无人说好。另有一家，本地老户，父子两代两个拔贡，皆放了四川知县，穷无路费，两代皆未赴任。科举时代，争名夺利的人生观，争名夺利天经地义的时代，这样人很少。结果，两代皆教书终身。儿子当一
任省议员，只二年，刘镇华被驱逐，议会散，未任足四年。土地革命，镇压掉了。
基督教在县城和瓦窑堡盛行过，以瓦窑堡最兴，建有救世堂，安定县城叫福音堂。初为英国人，属延安教区。后为美国人篡夺，改归汾阳教区。初有一些肤施秀才入教，致其气焰猖狂一时。天主教在吴家坪建有教堂，属延安教区。因基督教立学校，施医药，人虽反对，还不多说怪话。天主教因其宗教仪式比基督繁杂、落后，又信神，又敬神，许多地方反比中国原来的敬神敬鬼也繁琐了，所以老百姓说“天主教，瞎胡闹，不烧香，只放炮”。基督教初由山东、山西、三原人传教，后培养下安定城内本地人。天主教，外国人法、意、比、荷、西教士往来，吴堡人薛中茂神甫主持平日教务为多。与北京教区为一系统。
1921 年后，大地主、大恶霸皆不供子弟上中学、上大学，五大恶霸只有李姓一家供了两个上中学的，因他是教育界多年。其他乡间大财主，子弟上中学的，百不及十。这是安定又一特点。当兵，搞民团为主。
从 1921 年起，全县 900 两银子的田赋改为九千元银元，而每元银币又按比市价高二三倍至四五倍收，到 1931 年后按十倍收。过去，县长一月多少薪金，不向人宣布，也无人敢问，无人可知。后来知道，一月 240 元。
鸦片烟直到 1933 年才禁绝，初每年要一千亩款，每亩五元到十元 ；1921 年后，固定为每年不论种不种，要三千亩的款，而且每亩又从十元增至十五元 ；到 1931 年邵力子主陕后，每亩省府要二十元，井要四十元，县附加之后，人民实际出五十元，而且对县长有所谓“提成”之分赃办法，即县长向省交一千元，其中有百元为县长可以私有之款。贪风日甚，催逼
日甚，县长竟亲自拿上马棒下乡催款，逼迫老百姓卖儿卖女，倾家荡产者，以至，不只穷人不能生活，上升户、富裕中农、富农、小地主、土财主也朝不保夕。因而，安定自 1928 年起，白德胜等游击队、狙击队活动，无人向官军告密，直至强世清游击队狙击打死县长刘墅明（安徽宿县人），反动政府把出事地点村子的富农、地主、商人抓起，拷打，无人吐实。后来，因游击区不巩固，绥德田庄出了叛徒，白德胜、任志贞夫妇作战负伤，隐蔽养伤，为叛徒所告密而被捕遇害 ；强世清等因久恋家庭，为处理善后事情泄密，致为狗腿衙役侦知而被俘遇害。就这样，乡间地主富农还是恨驻军反官绅为主（因为游击队的行动，使他们不进城市，不交款捐，不受官厅剥削和压迫）。战争，苛捐杂税，贪官污吏，驻军比土匪还糟蹋人民厉
害，土匪又多，23 县以这一县为最多灾多难之区。所以，革命的武装斗争，也以这一县搞得最早，失败的最多，以至，后来革命和反革命双方拉锯，也在全西北、全中国而论，在这一县拉锯拉得最多。
为东西及南北交通之中心，皮毛、大烟，由西向山西，为必经之地 ；百货布匹，东由山西来，西至三边、宁夏、甘肃、新疆 ；粮食北运，银钱南流。民初，不只出产鸦片多，而且走私向山西贩大烟者，也多，太原、汾阳“坐老监”的十年徒刑犯人，许多陕北人中以安定人为多。酒，出名，向西向北销，年出口数万斤 ；糟牛向山西输出，农历二三月，年数百头。
同善社从 1920 年至 1925 年盛行，后渐衰。
“在理”，秘密结社，道佛相参，夜间“斋礼”，直鲁豫人搞，画符，念咒，施药，1919 年起，搞了两三年，自散溃。
哥老会，从清末，至土地革命起始止。为西北的一个出名大码头。和官、绅、驻军、土匪皆有往来及关系。革命在最初，也利用过一个短时期。
炭，最出名。油母页岩藏量最多。不只数量多，遍地皆可开炭窑，质量也极好，燃之易，火力强，火力硬，可炼金、银、铜、铁，且出焦炭。炭，不只供应本县，还向清涧输出。焦炭则远运靖边、定边、安边出售。
二千年间，炭、酒、豆腐、粮食，为丰盛输出之大宗。纯农桑，后桑蚕被破坏。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为水、炭、粮最贱最富之地。
1916 年之前，最高利率为二分，地租只十分之一。1921 年后高租高利之风渐甚，1929 年大旱及国民党搜刮，大加三的利息，月利，复利，现剥削（百元，只拿 95 元，计利仍按百元算），比陕北任何县之剥削、压迫为甚。
全县，土地以西区贫瘠，土壤不好，产量低，但牧羊多，副产皮毛及羊输出多，草多“地椒”，山羊肉特别香，为名产。东区，平川地多，产量高，较富庶。北区，民风强悍，尚武精神及风俗盛，幼年即学拳术，特长“棍击”，走路时，手各一“栒子棍”，与身等，名“等身棍”，精者，一人可抵御一二十人，对付持刀矛者，也可抵四五人、七八人，不至受伤，可以自卫。平素多拿四五尺之鞭杆，名“鞭杆手”，至少一人抵敌一二人。械斗、闹事，多在这个区域，民间的刑事斗殴，也以这个地区的人多。
各种矛盾最多之地，为瓦窑堡：肤施、安定两县官绅为贪污，为枉法，为徇私，为争权，为劳役，为负担，统治阶级之间也争闹不休。人民之间，两县之间因地界、债权、负担之外，还夹杂有外省外县客籍间之纠纷，主与主间，主客之间，客与客间，互相搅杂的纠纷，千奇百怪，应有尽有。农商之间，官民之间，首先反映与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和官绅的斗争，从历代以至民国，代代有之，比各县皆激烈、惨苦。
商业和金融，完全操于山西人手，大商号皆从平遥、太谷、榆次、汾阳、绛州等处分来，名曰“发庄”，本号在山西，每年分四次向山西送“柜金”（货款），经理三年一回家，学徒有两年、三年两种回家办法，皆不带家眷。其分号，西至三边，宁、甘、新皆有。专经营布匹、绸缎、婚丧衣着嫁具。号规极严，分为经理、二掌柜、司账先生、跑街、站柜台、学徒，层次分
明，不许逾越。一年至三年给分号做一次总结，决定下次再做多大及多少年。不做投机倒把，保持中国商业资本家十一之利的传统。不和人生气打架，也不骂人，待客和气。对欠债、赖债、拖债之顽皮偶有为讨债叫骂纠打，出于伙计。经理，有为东家兼者，有为身股兼者，负全责。1921 年前，以客籍自居，也不过问地方事，也没负担，挣得本利，全拿回去。1921 年后，官、军苛捐层出不穷，初向商会借款，继向商会派款。成立商会，初只分派捐税，后因官厅和军队为钱仰仗于商会者多，以致 1930 年以后，商会无异县署及驻军之“太上皇”或幕后人，一切反而惟商会马首是瞻。1916年前，本地地主富户，有温、阎、孙三姓大地主兼大商还可操纵一部分市面，1916 年正月十五日乱后，三家商号先后倒闭，本地人只能开店（不用什
么本钱，一家为主，或几人合伙即行），做二三百元的小门面生意，货物还是从“发庄”批发来的。县城，更可怜，只有几家商号，虽其后台东主为大地主，但，不多放本，最多只三、五百元资本。因此，金融及经济命脉，全在山西巨商之手。皮毛全由交城“皮客”决定，“皮客”来，开行（挂牌价），预购，则小贩也好，屠宰业也好，立即繁荣起来。“皮客”一走，无人收购，牧业、屠宰业之繁荣立即萧条。平素，开磨房，开粮食店，鸦片店，小食品，零用品，银、铜、铁、石、木匠共约二三千人，比保安、安塞、靖边、延川等县，应有尽有，还算不错。要比绥、米、榆林，则百不及一。全县人口，百分之九十八、九十九为农业人口。
